央广网北京1月22日随着大语言模型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加速落地，AI手机正从概念走向现实。与此同时，围绕个人信息保护、市场竞争乃至监管模式的讨论，也同步升温。在近日举行的“AI手机合规制度构建研讨会”上，中国社科院长城学者、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法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李明德从技术史与法律制度演进的角度，对AI手机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性阐述。

　　从技术史看AI手机：并非技术的“颠覆”，而是延续中的一次跨界

　　在谈及AI手机时，李明德首先将其放回更长的人类技术史中加以理解。在他看来，当下围绕人工智能和AI手机产生的“颠覆性”叙事，往往源于对历史经验的忽视。

　　“人工智能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概念。”李明德指出，早在20世纪中期，计算机技术与人工智能理论就已在西方兴起，并多次经历高潮与回落，“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只是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数字化技术长期演进中的一个阶段性产物。”在这一背景下，AI手机并非凭空出现的新物种，而是互联网与数字技术条件下的一种“特殊产品形态”。与传统智能手机相比，其核心变化并不在于“是否智能”，而在于AI Agent带来的跨界能力——打破应用之间的边界，重塑信息调用和服务供给方式。

　　李明德特别强调，应当避免将技术现象本身神秘化。“技术永远是工具，最终还是要服务于人。”他认为，无论是AI手机还是智能代理，都不应被赋予超出其工具属性的意义，“太阳还是从东方升起，人还是要生活、要吃饭，技术并不会改变这一点。”

　　从这个角度看，AI手机所带来的挑战，并不意味着既有法律和制度体系失效，而更像是历史上多次技术变革的“再现”。每一次新技术出现，都会对既有规则提出压力，但最终仍需在延续中调整，而非彻底推翻。

　　市场竞争与制度规范：问题要分开看，也要分开解决

　　在AI手机引发的诸多争议中，市场竞争与制度规范常被提及。对此，李明德明确提出，应当对二者进行区分处理。

　　他指出，AI手机及其背后的平台、应用、信息提供者，本质上仍是市场竞争主体。“不论是AI手机提供者、AI Agent，还是APP和信息平台，法律上看，都是市场中的‘人’，是法人。”因此，其行为首先应当接受市场竞争规则的调整。在市场竞争层面，李明德强调，反垄断法有明确构成要件，包括是否具备市场支配地位、是否通过协议滥用该地位等。他认为，当前市场主体数量有限、模式尚未稳定，应给予一定观察空间。

　　但与此同时，制度规范问题则不应被“市场创新”所遮蔽。尤其是在个人信息保护、产品安全等领域，李明德认为，“这些问题并不存在‘技术例外’。如果涉及个人信息、隐私或者敏感信息，就应当严格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这不是一个可以讨价还价的问题。”他强调，不应以效率或创新之名，削弱对个体权利的保护。在他看来，部分将个人信息保护视为“阻碍效率”的观点，本身就偏离了技术与制度的最终目标。“技术和市场发展的终极价值，还是服务于个人，而不是牺牲个人。”

　　监管的核心抓手：产品规范、责任落实与部门协同

　　李明德认为，AI手机首先应被视为一种产品，而产品监管的基本要求并未因技术复杂而改变。“它应当符合产品安全规范，不提供错误信息，不产生不可控风险。”如果产品存在系统性缺陷却仍然上市，就可能构成产品责任问题。

　　此外，在个人信息和数据使用方面，李明德强调了“授权链条”的清晰性：即便用户已授权某一平台，也不意味着该平台可以无限转授权给其他主体。平台、AI手机提供者、第三方服务商，各自都应承担相应责任。对于监管主体之间可能存在的职责交叉，李明德并不否认现实中的协调难度，但仍坚持认为，监管不能缺位。“各监管部门最终目标应当是一致的，即保障产品安全和个人权利。”（黄昂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