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的迭代演进，智能穿戴设备正逐步取代传统的健康管理方式，使健康监测渗透到日常生活中。从老年人的慢性病管理到年轻人的健身计划，不少人的身体日益被体脂秤、运动手环和健康APP编织进一套精密的“数字之网”。这种自我量化的生活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现代健康管理的科学理念，但当人的生物特征被转化为可计算的数据，每个人的身体都成了数字规训的对象。

　　在数字化之前，日常的健康评估主要依赖主观感受和家庭经验等定性的判断方式。而智能穿戴设备普及之后，心率、睡眠、体脂等生理指标变得高度可视化且私人化。健康状态的可测量性、可追踪性以及可预测性因此得到显著提升。然而，尽管数据监测有利于增强个体对身体和疾病的控制，但就实际效果而言，数据波动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真实的健康状况仍然存有疑虑。最终结果反而可能背离健康管理的初衷，造成不必要的健康焦虑。

　　在此基础上，健康数据的社交分享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个体的焦虑心理。相关调查显示，“爱秀”是体育人群的一大特点。近六成受访者会在社交平台上展示自己的运动照片或者运动成绩。其中，跑步APP的路线图、社交APP的步数排行榜已经成为一种流行风尚。同伴激励固然可以增强健康行为的内在驱动力，但对评分、点赞、排名的过分关注，却使健康管理逐渐偏离“身体健康”这一本质目标。部分用户为了追求亮眼的数据表现，甚至不惜以运动损伤作为代价。

　　不同年龄群体对健康数据的诉求存在显著的差异。相关研究显示，在全民健身热潮中，青年人主要借助运动APP构建积极向上的个人形象，通过展示“坚持”和“自律”的人格特征来强化社会认同；而中老年人则倾向于利用数字工具证明自身的健康管理能力，以此彰显作为“负责任”家庭成员的担当，同时展现其减轻社会照护成本的积极意愿。青年群体出于维护社交形象的需要，更容易陷入“表现焦虑”，最终导致过度训练问题。相比之下，中老年群体表现出更为典型的“自证焦虑”。他们试图通过健康数据来缓解年龄压力，但某些行为可能会超出身体的承受能力，反而引发新的健康风险。

　　应对健康数据焦虑，破解“数字囚笼”，可以从个人素养和公共治理两个维度协同推进。首先，公众对智能设备的使用主要存在两大误区：其一是将监测数据绝对化和片段化，忽视个体的生理差异和设备的误差，过度关注数据的即时反馈，缺乏长期分析和整体思维；其二是混淆健康监测和临床诊断的边界，错误地将数据的异常波动等同于病理指征。针对这一现状，媒体、学校、卫生机构等公共部门应当协同开发多层级的技术普及课程，系统性加强健康数据知识的传播。尤其需要面向老年群体开展社区嵌入式培训，实现对健康管理的有效干预。

　　其次，倡导正确的健康观念，构建以人为本的人机关系。为了减轻社交压力的负面影响，青年群体必须重新审视技术、数据与自我的关系，培育“主体性认知”。比如，把健康数据的分享过程变成获取同辈支持、坚持健康生活方式的一种动力，而不是强迫性的社交表演或者数字竞赛。

　　在政府层面，鉴于健康数据监测直接关系到公众健康、数据安全乃至公共福祉，对智能设备的监管应该从单纯的企业经营范畴向“准公共产品”拓展。当前，国际社会已经形成若干具有借鉴意义的监管实践。例如，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将健康数据归类为敏感性信息，严格执行数据采集最小必要原则；《欧洲健康数据空间条例》则进一步要求数据使用者在尊重基本权利的前提下使用健康数据，并为患者提供退出机制。然而，现有的监管措施主要聚焦于数据隐私安全，而对数据监测所衍生的社会焦虑问题缺乏针对性应对方案。未来可以通过立法要求智能设备厂商标注家庭监测数据与临床检测的误差范围；制定行业标准，推动健康应用内置“数据缓冲机制”，并设置分级预警系统；落实广告审查，严格规范健康类设备的广告宣传，禁止利用贩卖焦虑的营销话术诱导消费。将个人自律、技术改良与制度保障有机结合，方能使健康数据真正回归其服务公众健康的本质功能。

　　（作者：刘黎明，系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研究员）